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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纪的圣杯之旅|格非谈《望春风》:我确实追求《金瓶梅》式的叙事高度

作者: (古诗文网)        2019-02-27 12:18

原题:茅奖作家格非出版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像《奥德赛》那样重返故乡

经《南方日报》本文作者陈龙授权转载。

 

近日,作家格非出版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以中国传统小说和绘画的散点透视手法,对一个村庄的数十个人物群像进行精细刻画,描绘乡土中国的活色生香,展现了乡土文明的人情之美和生存意义。

      

通过1958-2007之间50年的跨度,《望春风》对一个乡村的历史变迁和精神流变进行了微缩式的展现,尝试理解生活、流转在土地上每一个普通人,既是格非茅奖获奖作品“江南三部曲”之后的一次全新尝试,也是一次充满艺术冒险的回乡之旅,以及对半个世纪的中国乡村文明史的致意。

      

“江南三部曲”之后,格非的艺术技巧更臻纯熟和驾轻就熟,文学和思想视野更加开阔。《望春风》既吸收《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乃至《史记》的复杂技巧,塑造古典诗词与现代汉语交融的语言品质,又展开与荷马、乔伊斯、TS艾略特、博尔赫斯、福克纳、普鲁斯特、卡夫卡、鲁迅等世界文学大师和经典的对话。作品既探秘过去又预示未来,显示了一个作家民胞物与的使命感,堪称其30年艺术创作的成熟之作。《南方日报》专访茅奖作家格非,谈论该作的主题、艺术特征及其创作思想。格非表示,此次艺术尝试,能达到的都达到了,而他写作的目的则是为了像《奥德赛》那样重返故乡,帮助农村人解释他们的一生,并对乡村的未来寄予生机的希望。

 

谈作品   “重返故乡是诗人的唯一使命”

陈龙:《望春风》这部小说创作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写这部反映乡村命运的作品?

 

格非:一般来说,写作的初衷和写作意图并不完全一样。初衷是出发点,意图可能就要复杂得多。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之所以决定写这部小说,也许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儿时生活的乡村变成一片瓦砾之后所受到的刺激和震撼。当然也有恐惧。虽说早就知道老家要拆迁,而且我也做好了老家被拆迁的心理准备。但是,第一次见到废墟后的那种陌生感和撕裂感,还是让我接受不了。

 

又过了一些年,我回家探亲时,母亲让我带她去村子里转转。奇怪的是,村子虽然被推平了好些年,但当地政府并没有开发这片土地。几年不见,这片废墟中草木茂盛,动物出没,枝条上果实累累。它连废墟都不是,完全变成了一个异质的存在。我很自然就想起了《诗经》中“黍离”那首诗。想到了鲁迅当年写《故乡》时与故乡告别的心境,也想到了TS艾略特。那时我才认真决定要写点什么。

 

后来《收获》的李小林老师向我约稿,我就开始了写作。原打算写个七八万字的中篇,但开了头,那种强烈的悲悼情绪就完全将我笼罩。我并不打算通过这部小说来反映什么乡村变革,而是为了与故乡告别,或者说是诀别。

 

《望春风》中,“我”在乡村生活的部分,刊载于2016年第1期《收获》 

陈龙:小说写了儒里赵村的整个群像,我粗略估计刻画了至少50个人,其中包括“我”(赵伯渝)、父亲、赵德正、赵礼平、梅芳、春琴、婶子、母亲、高定邦和高定国兄弟、赵孟舒、赵锡光、王曼卿等20个左右的人物都得到详尽的描写。如此大规模的人物刻画是出于什么考虑?

 

格非:你注意到人物设置方面的变化,我很高兴。与故乡告别,实际上就是与记忆中的那些人告别,与那些形象、声音、色彩告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我故意要设置这么多的人物,而是人物的形象一个接着一个来到我眼前,让我不忍割舍。所以,在写《望春风》时,我体验到了以前的写作所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就是说,大量的人物来到我跟前,要求在作品中获得一席之地。既然如此,我所要做的,也许就是妥善安置他们,让他们各得其所。

   

我发现中国在保存乡村生存记忆方面的作品非常少,我也一直很奇怪,也一直没有下决心写这样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我试图帮助这些人,解释他们自身。我相信他们是很难解释自己的一生的,“我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我那个村就没有了”,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们解释他们失去的时光,这是我的使命。

 

陈龙:小说描写了许多人物的大量性情、性格和故事,这大概是你最具乡土本色的小说了,你在上海北京生活那么多年,这些“经验”是从何而来的?江南为何在你的写作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格非:我以前的作品也常常从故乡取材,但从未想到要认真地或者说正面地描述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写《望春风》时,我想到了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过的一句话:当某一个事物真正终结之时,我们才有资格去追溯它的起源。也许是我真正认识到了故乡的死亡(不管是在实指意义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才有一种描述它的迫切感和使命感。

 

童年经验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核心的部分,这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如此。这些东西甚至都不能被称作经验,它是流逝岁月中的顽石。时间可以把它打磨得玲珑剔透,它从来不会被真正遗忘。它一直在那儿,是我们所有情感最深邃的内核。

 

江南对我来说之所以重要,我想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我恰好生活在江南。我觉得江南也好,江北也好,甚至中原、边疆也好,在写作中并无什么特殊的优势。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值得记述的。但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气质和情感方式又不能不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

 

陈龙: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50年,看似没有直接写历史,却在人物命运的变迁中写出了时代的轨迹,你也像陈忠实、贾平凹那样希望为中国农村立传么?为何在“江南三部曲”之后返回去写乡土?

 

格非:我渴望重新理解那些平常的人,哪怕看起来是一个“坏人”,也应该尊重,这个是更为重要的。此外还有一个希望的问题。最近我看了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写的《七堂极简物理课》,书里说时间其实根本不存在,作者认为整个宇宙,村庄会消失,人类很快就没有,讲得非常残酷。这个在现代科学家眼里是太正常了。但这就有一个新问题,中国古代的苏东坡、杜甫早就回答了,我在书中也试图回答:活动在这个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忽然都存在,忽然都不存在的,他们抱着怎样的情感,背叛和相爱?这些东西非常重要,是作家们面对和需要处理的一个“引力场”。

 

我现在到了五十来岁的人,当然不会是从好人坏人的角度来处理,而是问这些人背后的动机,我们试图来理解他,即便这个人恶得不行,文学也试图来理解,他的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作品是呈现一个本来的面貌,而不只是批判性。

 

从表面上看,《望春风》确实可以称为一部“乡土小说”,但写一部乡土小说并不是我的初衷,我也无意为中国乡村立传。在我的意念中,《望春风》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小说,或者说是一部重返故乡的小说。记得海德格尔曾说过,重返故乡是诗人的唯一使命(或译“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我相信他是在《奥德修纪》的意义上说这句话的。《望春风》的主人公经历了一次重返故乡的历程(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也确实受到《奥德修纪》的启发),而我在现实中也经历了一次次重返故乡的旅程。终于有一天,当我发现即便在想象中也没有办法返回故乡时,我才体会到古诗文中所谓“人生如转蓬”这样的伤痛之感。这也许就是我在写完《江南三部曲》之后,再次涉及乡村题材的原因吧。

 

谈艺术   我希望与很多前辈作家和经典对话

陈龙:《望春风》在时间线索和人物刻画中采取了古典叙事和绘画的散点透视手法,叙事线索交错穿插,伏笔众多,时隐时显,似乎增加了阅读难度和挑战性,这是受到《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创作手法的影响吗?像《雪隐鹭鸶》中分析的,你也追求叙事线索的庞杂和精密?

 

格非:明清章回体小说对我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但一部作品的写作过程,实际上也是与此前的许多文本展开对话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都与此前的其它作品构成复杂的互文关系。所以我的两个博士生开始帮我打手稿挑错字,看第四第五遍时发现里边有很多线索,有的线索埋得比较缜密一些,比较深一些。线索埋得深与浅,这个尺度把握起来其实很痛苦。这个当然也是《红楼梦》的写法,千里布线,一条线埋在千里之外。我通过《望春风》和前辈作家对话,当然不只《金瓶梅》或明清小说,还有乔伊斯、艾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非常多的人,我希望跟非常多的人对话。到我这个年纪应该考虑一个综合性的修辞安排,不一定是《金瓶梅》,有大量现代小说的技巧可以用进去,可以是司马迁,也可以是《喧哗与骚动》的写法,我当然可以开一个长长的名单,当然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我对于那些具有很好文学修养的读者怀有牢固的信心。正是这种信心构成了我写作的基本动力。

 

我确实追求《金瓶梅》式的叙事高度。我在写《望春风》的时候,心里暗暗怀着一个期望。我希望读者在看第二遍或第三遍的时候,还能读出新东西。不过,你知道,在如今这个时代,指望读者将你的作品读上两遍、三遍,显然是过于自恋了。但这个期望本身,因涉及到小说的手法,特别是线索和结构,也不能不严肃地加以对待。我以前有的作品有点做作,我希望,当我多少年以后重新看《望春风》的时候,它更自然一些。

 

陈龙:你的小说经常采用叙事逻辑的留白、空缺,以及时间上的倒叙、回忆手法和心理活动等增加情节的悬疑紧张和神秘感,通过制造叙事迷宫,引领读者去探索。许多读者认为这是受到博尔赫斯小说的影响,我觉得还是和中国传统小说有很大关系。

 

格非:在作品中采用什么样的叙事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跟你如何去想象你的读者密不可分。你知道,李商隐和白居易所设想的读者是不一样的,这也导致了他们诗歌语言和形式的不同。我在《望春风》中尽量使用平实的语言,也是希望在阅读上不要人为地设置太大的障碍。但同时,我也会去寻求“知音”读者的认同,甚至与一小部分我称之为“秘密读者”的人展开对话。这样一来,整个作品的手法不得不进行通盘的考虑。

我写完“三部曲”之后,曾经有一个打算,新书写作不太会触及乡村,因为“三部曲”是一百年前到今天的变革,想写另外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城市,我还想写玄幻、悬疑,一直还想写推理小说。我能写好推理小说。

 

陈龙:小说主人公“我”只是观察,对情节基本不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待婚姻和命运也是隐忍和逆来顺受,这种性格和形象是不是太平板、冷静了?第三章发生转变,开始采取分别聚焦的方式交代每个人的命运,讲述90年代至2000年代以后的剧烈变化,为什么这样?

 

格非:小说中的“我”既是一个人物,同时作为叙事者,也承担相应的叙事功能。如果仅仅从人物形象的角度来考虑,你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这个人物身上具有十分明显的“被动性”。我是在写完这部小说后才发现的(给我打字的博士生钱浩首先发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我是在无意识之中完成了这个人物的定位。那么,“我”这个人物为何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可能与我使用第一人称有关,但我想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加缪笔下的莫尔索也是一个被动性的人。但人物身上的这种被动性并不是加缪本人造成的,更重要的是,莫尔索并不能等同于加缪。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至于说到第三章人物视点聚焦的叙事,我想这与整部作品的结构安排有关。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仍采取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使用单一线索,这个故事没有50万字以上的篇幅是无法做到的。我刚写完“三部曲”,不可能再写那么长的东西,所以想能不能在第三章有变化,这时我想到《史记》,司马迁在写“本纪”、“列传”、“世家”的时候,故事会重写,所以我把第三章想完以后,我决定借鉴一下《史记》的方法,在结构上作一点新尝试,才动笔开始写第一章。二十多万字可以承受,二十多个人物也可以站起来。第三章从结构上对我个人来说是成败的关键。

 

陈龙:你的语言精美、文雅,富有古典气质,诗词古文穿插其间,《望春风》的语言更是简洁凝练,有一股自然的气息。第四章描写儒里赵村凋敝后的“黍离麦秀”,散文化、诗性的语言有诗经、乐府歌辞的风格。这显然与你的学者身份和阅读史有关。多年写作中,你的语言追求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格非:谢谢。尽管我一直崇拜杜甫,可是也直到最近一两年读杜诗,才真正体会到所谓的“沉郁顿挫”,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喜欢平实自然的语言,也不排斥精美和典雅。我认为最理想的语言风格是简洁、准确同时有力量。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达到这种境界,需要不懈的努力。你大概知道,杜甫一直到晚年的荆、湘时期,都还在尝试用更新、更有力量的语言写作。

 

谈思想   《荒原》的真正主题是寻找圣杯,期望大地复苏

陈龙:第一章父亲教导孩子为人处事、察言观色和算命方法的情节,蕴含着一种乡村的哲学观念。“天命靡常”“预卜未来”中的内容很像红楼梦中太虚幻境的判词,预定了小说的整体基调。在你看来,中国的乡村是否延续着一种数千年的天命或宿命观念?

 

格非:严格地来说,《望春风》中“天命靡常”的“天命”,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天命,并不是一回事。《礼记》中有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样的说法,对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历来影响很大。《望春风》中的天命,特指预先就被决定的命运,确实带有一点宿命论的色彩。考虑到人物的父亲是一个算命先生,他有这样的观念并不奇怪。事实上,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的乡村生活中确实也很普遍。《红楼梦》中的判词,实际上脱胎于《金瓶梅》,从小说的修辞技法来说,是一种“提前叙事”或“预叙”,也就是说,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预先交代结局。我在《望春风》中这样设置情节,不光是为了突显世事无常,同时也要传达父亲在诀别之际对儿子日后命运的担忧,从而表现他对儿子深切的爱怜,与《红楼梦》并不完全相同。

 

陈龙:“江南三部曲”中的人物思考了百余年来中国的命运,《望春风》则是对近五十年中国乡村命运的回顾。你如何看待今天中国乡村社会的处境?

 

格非:我觉得中国社会在大规模城市化的浪潮中,原先绵延了几千年的乡村伦理,甚至还包括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新理念,正在加速衰微。同时,现代社会的新的价值系统和秩序尚未真正建立。如果说我有什么忧虑的话,大概就在这里吧。古人在说到社会变革时,常使用“因革”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有因有革。所以要“移风易俗”。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乡村中代代承袭的是非观、道德伦理观以及人文风俗的重要性。我以前不太明白,为什么每当中国社会出现危机和转型的时候,古代的知识者首先想到的是明是非、正人心和淳风俗,现在想想,他们这么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陈龙:你的小说中常带有诗性气质,对你而言,诗歌和小说是可以在一个文体内互相融合?二者的边界在哪里?

 

格非:其实从形式上说,我并不赞同小说的诗歌化,甚至也不赞同小说的散文化。三者各有优长,也有各自的边界。小说要往前发展,应该更多地从小说文体自身去着眼。《春尽江南》中用了一点诗歌,那是因为主人公谭端午恰好是一个诗人。我觉得将沈从文、废名或汪曾祺的小说概括为“诗化小说”或“散文化小说”,是一种偷懒的做法。我并不否认诗歌、散文和小说具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在我看来,无非是如何共享叙事、抒情和议论。那种认为小说只能叙事,不能涉及抒情和议论的观念,早已被普鲁斯特打破。但你并不能说《追忆似水年华》是诗化小说或散文化小说。如果我们认为在小说中塞进一些蹩脚的诗歌就完成了所谓的“跨文体写作”,显然是可笑的。

 

陈龙: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型的小说家吗?如果说早期先锋小说是开创风气,“江南三部曲”和《望春风》是不是挽救风气?

 

格非:我在大学教书,同时写一点小说。如此而已。我并不能算是一个学者型作家。王国维、郭沫若和钱锺书这些人,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学者型作家吧。如果硬要这么说,我自己认为不论是教书还是写作,两方面都做得不够好。我只是喜欢安安静静地写作,教书,不太会在乎别人的评价。

 

说到通过写作来挽救风气,孔子、司马迁(也许包括欧阳修)都以此自命。在当今社会,对文学的作用,我们也许不应有太高的期望。但从文学作用于那些秘密的、无限开放的读者这一点而言,文学仍然具有很大的力量。曹雪芹和杜甫至今在全世界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就是一个例子。

 

陈龙:《望春风》有一种回环结构,最后赵伯渝和“婶子”春琴在蛮荒之地上结为夫妻,种地写作,像两个原始人类一样的寓言形式,埋下一个儒里赵村未来也许会复活重生的希望种子,为什么采取这种带有神话或寓言性质的结局?“望春风”这个书名让我想起陶渊明“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所蕴含的生机气象。因此你对中国乡村文明的命运的思考和关怀也怀着重焕生机的期望?

 

格非:我很喜欢你所说的“原始人类”这个说法。我认为你对《望春风》的结尾有这样的理解,是对我最大的褒扬。我们在读TS艾略特《荒原》的时候,往往注意到那些被遗弃土地的荒芜和绝望,而忽略掉作品真正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一主题恰恰是“寻找圣杯”,并期望大地复苏。当有人问卡夫卡,人类还有没有希望时,卡夫卡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当然有希望,只不过这种希望不一定是我们的。同样,鲁迅先生总体上也许是一个悲观的人,但他在寂寞和忧愤之中,也通过《好的故事》暗示了同样的希望。这篇文章多年来一直是我心中的珍爱。我们总是把文学称为一种超越性的力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016年第4期《收获》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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