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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捏造事实怎么办|【原创】从一起离婚案件看法官的渎职构成与职业保障

作者: (古诗文网)        2019-02-27 12:02

 

文/延丽萍

来源/作者赐稿

《法官法》规定了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法官享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的权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四部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一节,又专门强调了“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这对于规范司法行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稳定法官队伍,都有着深远意义。笔者在办案过程中,对法官的渎职构成与法官的职业风险、职业保障等问题有着切身体验,本文就此谈些粗浅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

首先看一则案例:某男与某女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一女。2011年,某男到法院起诉离婚,诉称:某女于2009年在双方一次矛盾冲突后去向不明,至今未归,婚姻名存实亡。法院因被告去向不明,无法送达起诉状并通知其应诉,遂做原告的工作,劝其撤诉。在原告撤诉半年后,其于2012年5月,再次到法院起诉离婚。这次原告仍坚称不知被告下落,仍不能提供被告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法,但其向法院提供了由公安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某女于2009年夫妻打架后离家,至今未归,落款日期是2012年4月。同时,原告还提供了三份邻居的个人证明,证明有多久不见某女在此居住。据此,法院立案庭审查立案后,移送业务庭审理。承办法官审查了上述证据后,要求原告尽可能提供被告的联系方式,原告表示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承办人依据派出所和邻居的证明,作出了某女至少离家3年的判断,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公告送达。公告期满后,被告某女未到庭应诉,法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并作出了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判决(该判决未涉及财产分割,婚生女已经成年,也不涉及抚养问题)。法院对一审判决公告送达,法定期间双方均未上诉,判决于2013年3月发生法律效力。

2014年8月的一天,某女到法院核实是否被判决离婚了?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焦急地询问共同财产房子怎么办?承办人解释,依据法律规定可以另行起诉,解决共同财产分割问题。几天后,某女又到法院,态度大变,撒泼大骂,并将办公桌上的物品摔向法官,质问承办法官为何不通知她的家人?并说:“你给我判离婚,我受到了精神损失,你必须给我改正,否则跟你没完”。此后,某女还到检察机关举报承办法官“渎职”,要求追究责任。

  各级法院的法官,可能或多或少都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困扰,但无可奈何。

二、法官渎职犯罪的构成要件

现行97刑法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包括23个条文、33个罪名,加上2002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四)共35个罪名。针对法官渎职犯罪有以下11个罪名: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罪、私放在押人员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

(一)犯罪主体。法官渎职的主体当然是法官。《法官法》第2条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

(二)犯罪客体。法官渎职罪侵犯的客体是审判机关的正常活动,而这种活动的程序和规则一般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因此,判断法官是否构成渎职罪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其是否依照法定程序和规则办理案件。

(三)主观方面。在法官可能构成渎职犯罪的11个罪名中,主观方面有故意和过失之分。其中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罪、私放在押人员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其他4个罪名主观方面为过失。

法官渎职主观方面的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不包括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是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而间接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并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法官作为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如果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实施渎职行为,必然会引起对国家司法机关正常司法活动与司法公正的侵害。

(四)客观方面。法官渎职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法官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及其他滥用或怠于履行审判职责,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在评价法官渎职犯罪客观方面时最关键的环节是需要考虑法官违背了哪一条法律规定,无论是实体法、程序法或是违背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的证据规则。就本文案例而言,如果检察机关要追责,应当按照2006年7月26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六)条“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办理。该条规定: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行为”。

“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枉法裁判,致使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2、枉法裁判,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3、枉法裁判,造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4、伪造、变造有关材料、证据,制造假案枉法裁判的;

5、串通当事人制造伪证,毁灭证据或者篡改庭审笔录而枉法裁判的;

6、徇私情、私利,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证据予以采信,或者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或者故意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故意错误适用法律而枉法裁判的;

7、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追究犯罪的前提是法律有明确规定。在法官没有上述七种情形时,检察机关不应立案,否则会涉嫌滥用职权。

三、法官的职业风险与保障

按照职业主义理论,在现代法治社会,包括法官、检察官、执业律师、大学法律教师等在内的法律职业是必须具备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特定的职业有着特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法官职业须有履职的自觉、担当的自觉。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表现为:他们是是非纠葛的裁决者、程序运作的组织者、治国方略的实践者和法治文化的承载者;法官职业既有公权力直接服务于国家的特征,又有一般职业服务于大众的特征。从行使公权力的职能看,他们以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为己任;从服务大众特征看,他们有依托公权力恢复社会秩序、修复社会矛盾的管理兼服务职能。法官履职的风险与保障同在,但现实中风险大于保障。

(一)职业风险。当今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法官的职业风险主要来自于办案中的不同阶段和若干环节。在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人文生态、社会生态、法律生态都有病态的大环境下,审判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在近年“公平公正”的倡导下,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以己之目的为衡量公平公正之标准,案件裁决的结果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法院及法官就还算公平公正,反之,法院及法官就是背离公平公正,就要当一当所谓的“秋菊”。一线法官常年累月地处在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前沿,必然会沉积着一些当事人的不满和怨恨,使办案法官的执业风险日趋加剧,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这不仅会损害法官的执业权力,还成为制约法官队伍发展的一道障碍。

但是,对于法官在履行职责中何为法定事由,何为法定程序,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实践中法官被随意追责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关部门在当事人的无理缠闹下,会以牺牲法官权益来“给个说法”,轻则训诫、通报、免职,重则立案追究渎职。如 2003年,洛阳中院李慧娟法官在审理一起合同纠纷案件时,因依据《立法法》评判《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被河南省人大认为是“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继而被免去助理审判员职务。又如,2001年,广东省四会市法院莫兆军法官在审理欠款纠纷一案中,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实为原告胁迫被告写下的欠条),判决被告张坤石夫妇败诉。2001年11月14日中午,张坤石夫妇在法院门口喝农药自杀。随后,莫兆军法官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捕。2003年6月2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莫兆军无罪。再如,2009年7月,唐山市汉沽法庭法官马瑞芝调解了一个民事案件,不想有个案外人不断上访缠诉,并在上访机关实施服安眠药、割腕自杀等过激行为,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对马瑞芝追究刑责。2014年7月23日,终审判决马瑞芝无罪。

广东莫兆军、河北马瑞芝事件令法官们胆颤心惊。当事人自杀或者出现意外事件,即使适用法律正确,法官也往往难逃其咎。除了上述轰动全国的事件外,法官遭受威胁恐吓等非暴力侵害事件也屡有发生。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在法院领导或承办法官办公室哭闹不走,一上班就来堵门;有的当事人扬言要用硫酸泼法官;有的当事人扬言要杀承办法官全家甚至要炸法院;有的当事人用污言秽语、唾吐等方式侮辱法官;有的当事人捏造事实诽谤法官;有的当事人恶意告状诬陷法官;有的当事人用电话、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网络发帖等形式威胁法官;有的甚至跟踪法官以期获取所谓的证据……,法官已成为深受恐吓举报困扰的“高危人群”。 这些威胁恐吓等非暴力行为,虽然不与法官发生直接肢体冲突,但却给法官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压力。曾有一个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因误信对方的言语,判决对其不利而找到承办法官,在办公室众人面前质问并动手,撕坏了衣服,抓伤了皮肤,惊哭了刚入职的年轻法官,严重影响了法官身心健康,损害了法官及法院的声誉,但却少有因自身行为受到惩罚的当事人。还有的法官案件并无办错,但被检察院多次叫去谈话,心理压力过大而病倒早逝。

(二)职业保障。法官并非道德或智识巨人、圣人,他们都是平常的“司法搬运工”。法官独立审判作为当代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在我国尚未确立(我国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非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在履职时,除了受法律及其良知拘束外,不应受任何干涉。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司法权威是法治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法官作为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应当具有崇高的权威。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近代,村民之间发生纷争,大多愿意交给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解决。法官作为纠纷的解决者,形同德高望重的长者,如果其自身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如何能产生使人信服的力量?因此,法官权益遭受侵害不仅仅是法官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司法权威。

法官责任追究有明确法律规定,司法行为也享有完全豁免权。从中国法律关于法官责任的规定看,原则上以行为的违法性作为追究法官责任的标准,但有时也兼顾“造成错案”这一结果标准。如法官法第30条、第31条规定:法官玩忽职守,造成错案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各国法律关于法官追究的规定看,对法官停职、免职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大多为弹劾程序,旨在对实施了严重犯罪行为、不法行为或不当行为的法官进行罢免。

法官依法行事而无须担惊受怕的氛围远未形成。对于法官的追究依照公正程序进行,是为了防止出现任意撤换、制裁法官的不正常现象,保障其依法行使审判权。给予法官充分的职务保障,既是法官职业特点的需要,也是法官公正办案的需要。如今 5%的法官不到退休年龄即离岗休息,在法院编制受控的情况下,一方面法官缺失较多;另一方面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却在不断攀高,造成法官工作量和心理压力过大,折射出法官困顿的职业生态。好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并列入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中,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重申了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相信很快就会看到涉及保护法官自身权益的制度措施细则,法官依法行事真的可以无须担惊受怕。

( 作者单位: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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