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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作者: ()       2017-12-12 22:14

一 散文这一个名字

中国向来只说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易结绳而治,所以文字的根本意义,还在记事。到了春秋战国,孔子说“焕乎其有文章”,于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了;在这里,于文字之上,显然又加上了些文采。至于文章的内容,大抵总是或“妙发性灵,独拔怀抱”(《梁书?文学传》),或“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北齐书?文苑传序》),或以为“六经者道之所在,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元史?儒学传》),程子亦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而六经之中,除《诗经》外,全系散文;《易经》《书经》与《春秋》,其间虽则也有韵语,但都系偶然的流露,不是作者的本意。从此可以知道,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韵文系情感满溢时之偶一发挥,不可多得,不能强求的东西。

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

自六朝骈俪有韵之文盛行后,唐宋以来,各人的文集中,当然会有散体或散文等成语,用以与骈文等对立的;但它的含义,它的轮廓,决没有现在那么的确立,亦决没有现代人对这两字那么的认识得明白而浅显。所以,当现代而说散文,我们还是把它作外国字Prose的译语,用以与韵文Verse对立的,较为简单,较为适当。

古人对于诗与散文,亦有对称的名字,像小杜的“仁诗韩笔愁来读,似遣麻姑痒处搔”,袁子才的“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学阮庭诗”之类;不过这种称法,既不明确,又不普遍;并且原作大抵限于音韵字数,不免有些牵强之处,拿来作我们有科学知识的现代人的界说或引证,当然有些不对。

二 散文的外形

散文既经由我们决定是与韵文对立的文体,那么第一个消极的条件,当然是没有韵的文章。所谓韵者,系文字音韵上的性质与规约,在中国极普通的说法,有平上去入或平仄之分,在外国极普通的有长音短音或高低抑扬之别。照这些平仄与抑扬排列起来,对偶起来,自然又有许多韵文的繁方式与体裁,但在散文里,这些就都可以不管了,尤其是头韵脚韵和那些所谓洽韵的玩意儿。所以在散文里,音韵可以不管,对偶也可以不问,只教辞能达意,言之成文就好了,一切字数,骈对,出韵,失粘,蜂腰,鹤膝,叠韵,双声之类的人工限制与规约,是完全没有的。

不过在散文里,那一种王渔洋所说的神韵,若不依音调死律而讲,专指广义的自然的韵律,就是西洋人所说的Rhythm的回味,却也可以有;因为四季的来复,阴阳的配合,昼夜的循环,甚至于走路时两脚的一进一出,无一不合于自然的韵律的;散文于音韵之外,暗暗把这意味透露于文字之间,也是当然可以有的事情;但渔洋所说的神韵及赵秋谷所说的声调,还有语病,在散文里似以情韵或情调两字来说,较为妥当。这一种要素,尤其是写抒情或写景的散文时,包含得特别多。

散文的第一消极条件,既是无韵不骈的文字排列,那么自然散文小说,对白戏剧(除诗剧以外的剧本)以及无韵的散文诗之类,都是散文了啦;所以英国文学论里有Prose Fiction,Prose Poem等名目。可是我们一般在现代中国平常所用的散文两字,却又不是这么广义的,似乎是专指那一种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戏剧的散文而言。近来有许多人说,中国现代的散文,就是指法国蒙泰纽Montaigne的Essais,英国培根Bacon的Essay之类的文体在说,是新文学发达之后才兴起来的一种文体,于是乎一译再译,反转来又把像英国Essay之类的文字,称作了小品。有时候含糊一点的人,更把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的四个字连接在一气,以祈这一个名字的颠扑不破,左右逢源:有几个喜欢分析,自立门户的人,就把长一点的文字称作了散文,而把短一点的叫作了小品。其实这一种说法,这一种翻译名义的苦心,都是白费的心思,中国所有的东西,又何必完全和西洋一样?西洋所独有的气质文化,又那里能完全翻译到中国来?所以我们的散文,只能约略的说,是Prose的译名,和Essay有些相象,系除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文体;至于要想以一语来道破内容,或以一个名字来说尽特点,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

三 散文的内容

在四千余年古国的中国,又被日本人鄙视为文字之国的中国,散文的内容,自然早已发达到了五花八门,无以复加。我们只须一翻开桐城派正宗的古文辞类纂来看,目论辨,日序跋,日奏议……一直到辞赋哀祭之类,它的内容真富丽错综,活像一部二十四史零售的百货商店。这一部古文辞类纂的所以风行二百余年,到现在还有人在那里感激涕零的理由,一半虽在它的材料的丰富但一半也在它的分门别类,能以一个类名来决定内容。但言为心声,人心不同又各如其面,想以外形的类似而来断定内容的全同,是等于医生以穿在外面的衣服而来推论人体的组织;我们不必引用近代修辞学的分类来与它对比,就有点觉得靠不住了。所以近代的选家,就更进了一步,想依文章本体的内容,来分类而辨体。于是乎近世论文章的内容者,就又把散文分成了描写(Description)叙事(Narration)说明(Exposition)论理(Persnasion including Argumentation)的四大部类;还有人想以实写,抒情,说理的三项来包括的。

从文章的本体来看,当然是以后人分类方法为合理而简明;但有些散文,是既说理而又抒情,或再兼以描写记叙的,到这时候,你若想把它们来分类合并,当然又觉得困难百出了,所以我们来论散文的内容,就打算先避掉这分类细叙的办法。

我以为一篇散文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要寻这“散文的心”;照中国旧式的说法,就是一篇的作意,在外国修辞学里,或称作主题(Subject)或叫它要旨(Theme)的,大约就是这“散文的心”了。有了这“散文的心”后,然后方能求散文的体,就是如何能把这心尽情地表现出来的最适当的排列与方法。到了这里,文字的新旧等工具问题,方始出现。

中国古代的国体组织,社会因袭,以及宗族思想等等,都是先我们之生而存在的一层固定的硬壳;有些人虽则想破壳而出,但因为麻烦不过,终于只能同蜗牛一样,把触角向外面一探就缩了进去。有些人简直连破壳的想头都不敢有,更不必说探头出来的勇气了。这一层硬壳上的三大厚柱,叫作尊君,卫道,与孝亲;经书所教的是如此,社会所重的亦如此,我们不说话不行事则已,若欲说话行事,就不能离反这三种教条,做文章的时候,自然更加要严守着这些古圣昔贤的明训了;这些就是从秦汉以来的中国散文的内容,就是我所说的从前的“散文的心”。当然这中间也育异端者,也有叛逆儿,但是他们的言行思想,因为要遗毒社会,危害君国之故,不是全遭杀戮,就是一笔抹杀(禁灭),终不能为当时所推重,或后世所接受的。

从前的散文的心是如此,从前的散文的体也是一样。行文必崇尚古雅,模范须取诸六经;不是前人用过的字,用过的句,绝对不能任意造作,甚至于之乎者也第一个虚字,也要用得确有出典,呜呼嗟夫等一声浩叹,也须古人叹过才能启口。此外的起承转合,伏句提句结句等种种法规,更加可以不必说了,一行违反,就不成文;你想,在这两重械梏之下,我们还写得出好的散文来么?

四 现代的散文

自从五四运动起后,破坏的工作就开始了。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文字的械梏打破运动,这一层工作,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可以说是已经做到了百分之六七:十。第二步运动,是那一层硬壳的打破工作,可是惭愧之至,弄到今天,那硬壳上的三大厚柱总算动摇了一点,但那一层硬壳还依然蒙被在大多数人的身上。

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在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

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

文极司泰(c?T?Winchester)在一本评论英国散文作家的文集(A group of English Essayists)的头上,有一段短短的序言说:

…………(上略)

若有人嫌这书的大部分的注意,都倾注入了各人的传记,而真正的批评,却只占了一小部分的话,那请你们要记着,像海士立脱(Hazlitt)像兰姆(Lamb)像特?昆西(De Quincey)像威尔逊(Wilson)像汉脱(Hunt)诸人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恐怕在其他一样丰富一样重要的另外许多英国散文之中,像这样地绝对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东西,也是很少罢。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详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家的唯一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必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序文Ⅶ页)

这一段话虽则不能直接拿过来适用在我们现代的散文作家的身上,但至少散文的重要之点是在个性的表现这一句话,总可以说是中外一例的了。周作人先生在序沈启无编的《冰雪小品选》的一文中说:“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看云集》一八九页)若我的猜测是不错的话,岂不是因王纲解纽的时候,个性比平时一定发展得更活泼的意思么?两晋的时候是如此,宋末明末是如此,我们在古代的散文中间,也只在那些时候才能见到些稍稍富于个性的文字;当太平的盛世,当王权巩国的时候,我前面所说的那两重械梏,尤其是纲常名教的那一层硬壳,是决不容许你个八的个性,有略一抬头的机会的。

所以,自五四以来,现代的散文是因个性的解放而滋长了,正如胡适之先生在1922年《申报五十年的纪念特刊》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所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在这里可惜还留下了一点语病,仿佛教人要把想起文言文就是美的这一个旧观念抛弃似的;其实一篇没有作意没有个性的散文,即使文言到了不可以再文,也决不能算是一篇文字的,美不美更加谈不上了。

因为说到了散文中的个性(我的所谓个性,原是指Individuality[个人性]与Personality(人格]的两者合一性而言),所以也想起了近来由林语堂先生等所提出的所谓个人文体Personal Style那一个的名词。文体当然是个人的;即使所写的是社会及他人的事情,只教是通过作者的一番翻译介绍说明或写出之后,

作者的个性当然要渗入到作品里去的。左拉有左拉的作风,弗老贝尔有弗老贝尔的写法,在尤重个性的散文里,所写的文字更是与作者的个人经验不能离开了;我们难道因为若写身边杂事,不免要受人骂,反而故意去写些完全为我们所不知道不经验过的谎话倒算真实么?这我想无论是如何客观的写实论家,也不会如此立论的。

至于个人文体的另一面的说法,就是英国各散文大冢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话似的体裁“Informalor Familiar essay”的话,看来却似很容易,像是一种不正经的偷懒的写法,其实在这容易的表面下的作者的努力与苦心,批评家又那里能够理会?十九世纪的批评家们,老有挖苦海士立脱的散文作风者说:“在一天春风和煦的星期几的早晨,我喝着热腾腾的咖啡,坐在向阳的回廊上的乐椅里读××××的书,等等,又是那么的一套!”这挖苦虽然很有点儿幽默,可是若不照这样的写法,那海士立脱就不成其为海士立脱了。你须知道有一位内庭供奉,曾对蒙泰纽说:“皇帝陛下曾经读过你的书,很想认识认识你这一个人。”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假使皇帝陛下已经认识了我的书的话,”他回答说,“那他就认识我的人了。”个人文体在这一方面的好处,就在这里。

几年前梁实秋先生曾在《新月》上发表过一篇论散文的文章,在末了的一段里,他说:“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一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之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是文调,没有!”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带上高帽子,套着白皮手带,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扫烟囱的黑脸小孩,既可以写入散文,则引车卖浆之流,何尝不也是人?人家既然可以用了火烧猪猡的话来笑骂我们中国人之愚笨,那我们回骂他一声直脚鬼子,也不算为过。况且梁先生所赞成的“高超的郎占诺斯”(The Sublime Longinus),在他那篇不朽的“崇高美论”(On the Sublime:Translated by A.0.Prickard)里。对于论敌的该雪留斯(Caecilius)也是毫不客气地在那里肆行反驳的,嬉笑怒骂,又何尝不可以成文章?由梁先生的这一段论断出发,我们又可以晓得现代散文的第二持征.是在它的范围的扩大。散文内容范围的扩大,虽然不就是伟大.但至少至少,也是近代散文超越过古代散文的一个长足的进步。

从前的人,是非礼弗听,非礼弗视,非礼弗……的,现在可不同了,—样的是人体的一部分,为什么肚脐以下,尾闾骨周围的一圈,就要隐藏抹杀,勿谈勿写呢?(这是霭理斯的意见)。苍蝇蚊子,也一样是宇宙间的生物,和绅士学者,又有什么不同,而不可以做散文的对象呢?所以讲堂上的高议宏论,原可以做散文的材料,但同时“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也一样的可以上散文的宝座。若说散文只许板起道学面孔,满口大学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没有感情的人去做的话,那中国的散文,岂不也将和宗教改革以前的圣经一样,变成几个特权阶级的私产了么?

当《人间世》发刊的时候,发刊词里曾有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一句话;后来许多攻击《人间世》的人,每每引这一句话来挖苦《人间世》编者的林语堂先生,说:“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其实林先生的这一句话,并不曾说错,不过文中若只见苍蝇的时候,那只是那一篇文字的作者之故,与散文的范围之可以扩大到无穷尽的一点,却是无关无碍的。美国有一位名尼姊(Nitchie)的文艺理论家,在她编的一册文艺批评论里说:

在各种形式的散文,(按此地的散文两字,系指广义的散文而言)之中,我们简直可以说Essay是种类变化最多最复杂的一种。自从蒙泰纽最初把他对于人和物的种种观察名作Essais或试验以来,关于这一种有趣的试作的写法及题材,并不曾有过什么特定的限制。尤其是在那些不拘形式的家常闲话似的散文里,宇宙万有,无一不可以取来作题材,可以幽默,可以感伤,也可以辛辣,可以柔和,只教是亲切的家常闲话式的就对了。在正式的散文(The formal Essay)项下也可以有种种的典型,数目也很多,种类也很杂,这又是散文的范围极大的另一佐证。像马可来(Macaulay)的有些散文,性质就是历史式的传记式的,正够得上称作史笔与传记而无愧。也有宗教的或哲学的散文,德义的散文,批评的散文,或教训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任何一种,它的主要目的,都是在诉之于我们的智性的。

可是比正式的散文更富于艺术性,由技巧家的观点说来,觉得更不容易写好的那种散文,却是平常或叫作Informal(不拘形式的)或叫作Fa—miliar(家常闲话式的)或叫作Personal(个人文体式的)Essay这种种散文的名称,就在暗示着它的性质与内容。它是没有一定的目的与一定的结构的。它的目的并不是在教我们变得更聪明一点,却是在使我们觉得更快乐一点。……(Nitchie: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pp.270,271—2.)

所以现代的散文之内容范围,竟能扩大到如此者,正因为那种不拘形式的散文的流行,正因为引车卖浆者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都被收入到了散文里去的缘故。

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

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个人便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散文里很少人性,及社会性与自然融合在一处的,最多也不过加上一句痛哭流涕长太息,以示作者的感愤而已;现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的散文特征之一。从哲理的说来,这原是智与情的合致,但时代的潮流与社会的影响,却是使现代散文不得不趋向到此的两重客观的条件。这一种倾向,尤其是在五卅事件以后的中国散文上,表现得最为显著。

统观中国新文学内容变革的历程,最初是沿旧文学传统而下,不过从一个新的角度而发见了自然,同时也就发见了个人;接着便是世界潮流的尽量的吸收,结果又发见了社会。而个人终不能遗世而独立,不能餐露以养生,人与社会,原有连带的关系,人与人类,也有休戚的因依的;将这社会的责任,明白剀切地指示给中国人看的,却是五卅的当时流在帝国主义枪炮下的几位上海志士的鲜血。

艺术家是善感的动物,凡世上将到而未到的变动,或已发而未至极顶的趋势,总会先在艺术家的心灵里投下一个淡淡的影子,五卅的惨案,早就在五四时代的艺术品里暗示过了,将来的大难,也不难于今日的作品里去求得线索的。这一种预言者的使命,在小说里原负得独多,但散文的作者,却要比小说家更普遍更容易来挑起这一肩重担。近年来散文小品的流行,大锣大鼓的小说戏剧的少作,以及散文中间带着社会性的言辞的增加等等,就是这一种倾向的指示。

最后要说到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上的幽默味了,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幽默似乎是根于天性的一种趣味,大英帝国的国民,在政治上商业上倒也并不幽默,而在文学上却个个作家,多少总含有些幽默的味儿;上自乔叟,莎士比亚起,下迄现代的Robert Lynd,BernardShaw,以及A.A.Milne,AldonsHuxley等辈,不管是在严重的长篇大著之中,或轻松的另章断句之内,正到逸兴遄飞的时候,总板着面孔忽而来它一下幽默,会使论敌也可以倒在地下而破颜,愁人也得停着眼泪面发一笑:北国的幽默,像契诃夫的作品之类,是幽郁的,南国的幽默,像西班牙的塞范底斯之类,是光明的;这与其说是地理风土的关系,还不如说因人种(民族)时代的互异而使然;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来了,这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

有人说,近来的散文中幽默分子的加多,是因为政治上的高压的结果:中华民族要想在苦中作一点乐,但各处都无法可想,所以只能在幽默上找一条出路,现在的幽默会这样兴盛的原因,此其一;还有其次的原因,是不许你正说,所以只能反说了,人掩住了你的口,不容你叹息一声的时候,末了自然只好泄下气以舒肠,作长歌而当哭。这一种观察,的确是不错;不过这两层也须是幽默兴盛的近因,至于远因,恐怕还在历来中国国民生活的枯燥,与夫中国散文的受了英国Essay的影响。

中国的国民生活的枯燥,是在世界的无论那一国都没有它的比类的。上自上层阶级起,他们的趣味,就只有吃鸦片,打牌,与蓄妾,足迹不出户牖,享乐只在四壁之内举行,因此倒也养成了一种像罗马颓废时代似的美食的习惯。其次的中产阶级,生活是竭力在模仿上层阶级的,虽然多了几处像大世界以及城隍庙说书场之类的地方可以跑跑,但是他们的生活的没有规则与没有变化,却更比农村下层阶级都不如。至于都市的下层阶级呢,工资的低薄,与工作时间的延长,使他们虽有去处,也无钱无闲去调剂他们的生活。农村的下层阶级,比起都市的劳动者来,自然是闲空得多;岁时伏腊,也有些特殊的行乐,如农事完后的社戏,新春期内的迎神赛会之类,都是大众娱乐的最大机会,可是以一年之长,而又兼以这种大事的不容易举行,归根结蒂,他们的生活仍旧还是枯燥的。这上下一例的枯燥的国民生活,从前是如此,现在因为国民经济破产的结果,反更不如前了,那里可以没有一个轻便的发泄之处的呢?所以散文的中间,来一点幽默的加味,当然是中国上下层民众所一致欢迎的事情。

英国散文的影响于中国,系有两件历史上的事情,做它的根据的:第一,中国所最发达也最有成绩的笔记之类,在性质和趣味上,与英国的Essay很有气脉相通的地方,不过少一点在英国散文里是极普遍的幽默味而已;第二,中国人的吸收西洋文化,与日本的最初由荷兰文为媒介者不同,大抵是借用英文的力量的,但看欧洲人的来我国者,都以第三国语的英文为普通语,与中国人的翻外国人名地名,大半以英语为据的两点,就可以明白;故而英国散文的影响,在我们的智识阶级中间,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也决不会消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潜势力。像已故的散文作家梁遇春先生等,且已有人称之为中国的爱利亚了,即此一端,也可以想见得英国散文对我们的影响之大且深。至如鲁迅先生所翻的厨川白村氏在“出了象牙之塔”里介绍英国Essay的一段文章,更为弄弄文墨的人,大家所读过的妙文,在此地也可以不必再说。

总之,在现代的中国散文里,加上一点幽默味,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滞的毛病,使读者可以得一个发泄的机会,原是很可欣喜的事情。不过这幽默要使它同时含有破坏而兼建设的意味,要使它有左右社会的力量,才有将来的希望;否则空空洞洞,毫无目的,同小丑的登台,结果使观众于一笑之后,难免得不感到一种无聊(Nonsense)的回味,那才是绝路。

五 关于这一次的选集

这一次,良友图书公司发了大愿,想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作一次总结算;凡自1917年起至1927年止的十年间的论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都分头请人选择,汇成一帙,使读者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其中的散文部分,就委托了我和周作人先生,分选两册。我于接到这委托书函之后,就和周作人先生往返商量了好几次,两人间的选集,将以什么为标准,庶几可以免去重复?他在北平,我在杭州,相隔几千里,晨夕聚首的机会是没有的。

先想以文学团体来分,譬如我和创造社等,比较熟悉,就选这一批人的散文;他与语丝社文学研究会都有过关系,就选那一批人的。但后来一想,

自己选自己的东西,生怕割爱为难,就是选比较亲近的友人的作品,也难免不怀偏见。于是就想依近来流行的派别为标准,两人来分头选择,就是言志派与载道派。

谈到了这一个派别问题,我们又各起了怀疑。原来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学批评家们)替加上去的名目,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像当职员那么的。况且就是在一人一派之中,文字也时有变化;虽则说朝秦暮楚,跨党骑墙等现象是不会有,可是一个人的思想,文章,感触之类,决没有十年如一日,固守而不变的道理。还有言志与载道的类别,也颇不容易断定,这两名词含义的模糊,正如客观和主观等抽象名词一样的难以捉摸。古人说:“文以载道”,原是不错,但“盍各言尔志”的志,“诗言志”的志,又何尝不一样的是“道”?“道其道,非吾之所谓道”,那这一位先生所说的话,究竟是当它作“志”呢还是作“道”?

细想了好几日,觉得以派别为标准的事情,还是不可通的;最后才决定了以人为标准,譬如我选周先生的散文,周先生选我的东西,著手比较得简单,而材料又不至于冲突。于是就和周先生商定,凡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川岛,罗黑芷,朱大楠,叶永蓁,朱自清,王统照,许地山,郑振铎,叶绍钧,茅盾的几家,归我来选,其他的则归之于周先生。

人选问题决定之后,其次的问题,是选材的时间限制问题了。原定的体例,是只选自1917年至1927年之间的作品。但被选的诸家,大抵还是现在正在写作的现代作家(除两位已故者外),思想与文章,同科学实验不同,截去了尾巴,有时候前半截要分析不清的。对这问题,我和周先生所抱的,是同一个意见,所以明知有背体例,但1927年以后的作品,也择优采入了一小点,以便参证;不过选集的主体,还是以1917到1927的十年间的作品为重心而已。

六 妄评一二

在这一集里所选的,都是我所佩服的人,而他们的文字,当然又都是我所喜欢的文字,——不喜欢的就不选了——本来是可以不必再有所评述,来搅乱视听的,因为文字具在,读者读了自然会知道它们的好坏。但是向来的选家习惯,似乎都要有些眉批和脚注,才算称职,我在这里,也只能加上些蛇足,以符旧例。我不是批评家,所见所谈也许荒谬绝伦,读者若拿来作脚注看,或者还能识破愚者之一得!名日妄评,实在不是自谦之语。

鲁迅,周作人在五十几年前,同生在浙江绍兴的一家破落的旧家,同是在穷苦里受了他们的私塾启蒙的教育。二十岁以前,同到南京去进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来同到日本去留学。到这里为止,两人的经历完全是相同的,而他们的文章倾向,却又何等的不同!

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详细见《两地书》中批评景宋女士《驳覆校中当局》一文的语中——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放过,由它去而不问的。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

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从前在《语丝》上登的有一篇周作人的《碰伤》,记得当时还有一位青年把它正看了,写了信去非难过。

其次是两人的思想了;他们因为所处的时代和所学的初基,都是一样,故而在思想的大体上根本上,原也有许多类似之点;不过后来的趋向,终因性格环境的不同,分作了两歧。

鲁迅在日本学的是医学,周作人在日本由海军而改习了外国语。他们的笃信科学,赞成进化论,热爱人类,有志改革社会,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张的手段,却又各不相同。鲁迅是一味急进,宁为玉碎的,周作人则酷爱和平,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见《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等数篇)。

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遭了三一八的打击以后,他知道空喊革命,多负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悠闲地,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他以为思想上的改革,基本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做的,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便是给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做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倒也是于世无损,于己有益的玩意儿。这一种态度,废名说他有点像陶渊明。可是“陶潜诗喜说荆轲”,他在东篱下采菊的时候,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气概,还可以在他的作反语用的平淡中想见得到。

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因为他受青年受学者受社会的暗箭,实在受得太多了,伤弓之鸟惊曲木,岂不是当然的事情么?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这一种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说,尤其是《两地书》里面,看得出来。我在前面说周作人比他冷静,这话由不十分深知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看来,或者要起疑问。但实际上鲁迅却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只是勉强压住,不使透露出来而已;而周作人的理智的固守,对事物社会见解的明确,却是谁也知道的事情。

周作人的理智既经发达,又时时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识;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卖智与炫学的,谦虚和真诚的二重内美,终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识致了用。他口口声声在说自己是一个中庸的人,若把中庸当作智慧感情的平衡,立身处世的不苟来解,那或者还可以说得过去,若把中庸当作了普通的说法,以为他是一个善于迎合,庸庸碌碌的人,那我们可就受了他的骗了。

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是……,这一首千古的杰作,我现在记也记不清了,总而言之,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

女士的故乡是福建,福建的秀丽的山水,自然也影响到了她的作风,虽然她并不是在福建长大的。十余年前,当她二十几岁的时候孤身留学在美国,慰冰湖,青山,沙穰,大西洋海滨,白岭,戚叩落亚,银湖,洁湖等佳山水处,都助长了她的诗思,美化了她的文体。

对父母之爱,对小弟兄小朋友之爱,以及对异国的弱小儿女,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的柔情。她的写异性爱的文字不多,写自己的两性间的苦闷的地方独少的原因,一半原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思想在那里束缚她,但一半也因为她的思想纯洁,把她的爱宇宙化了秘密化了的缘故。

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

林语堂生性戆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引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

他是一个生长在牧师家庭里的宗教革命家,是一个受外国教育过度的中国主义者,反对道德因袭以及一切传统的拘谨自由人;他的性格上的矛盾,思想上的前进,行为上的合理,混和起来,就造成了他的幽默的文章。

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向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唯其戆直,唯其浑朴,所以容易上人家的当;我只希望他勇往直前,勉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拉勃来,不要因为受了人家的暗算,就矫枉过正,走上了斜途。

人生到了四十,可以不惑了;林语堂今年四十,且让我们刮目来看他的后文罢!

丰子恺今年三十九岁,是生长在嘉兴石门湾的人,所以浙西人的细腻深沈的风致,在他的散文里处处可以体会得出。

少时入浙江师范,以李叔同(现在的弘一法师)为师;弘一剃度之后,那一种佛学的思想,自然也影响到了他的作品。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

对于小孩子的爱,与冰心女士不同的一种体贴入微的对于小孩子的爱,尤其是他的散文里的特色。

他是一个苦学力行的人,从师范学校出来之后,在上海半工半读,自己努力学画,自己想法子到日本去留学,自己苦修外国文学,终久得到了现在的地位。我想从这一方面讲来,他的富有哲学味的散文,姑且不去管它,就单论他的志趋,也是可以为我们年青的人做模范的。

钟敬文出身于广东汕头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的梅县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惜近来改变方针,去日本研究民族传说等专门学问去了,我希望他以后仍能够恢复旧业,多做些像《荔枝小品》,《西湖漫拾》里所曾露过头角的小品文。

川岛人本幽默,性尤冲淡,写写散文,是最适宜也没有的人;但不知为了什么,自恋爱成功以后,却不常做东西了。薄薄的一册《月夜》,是正当他在热爱时期蒸发出来的升华,窥豹一斑,可以知其大概。

罗黑芷,朱大楠两人,幽郁的性格相同,文字的玄妙亦互相类似;可惜忧能伤人,这两位都不到中年就去世了。略录数篇,以志哀悼,并以痛我们散文界的榻失。

叶永蓁比较得后起,但他的那种朴实的作风,稳厚的文体,是可以代表一部分青年的坚实分子的,摘录一篇,以备一格。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章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

王统照,许地山的两人,文字同属致密,但一南一北,地理风土感化上的不同,可以在两人的散文里看得出来。许地山久居极南,研究印度哲学,玄想自然潜入了他的作品。王统照生长山东,土重水深,因而诃气亦厚。这一次欧游的结果,虽还不能够从他的文字里,探得些究竟,但扩大了眼界,增进了学殖,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成绩,当然是不会毫无的。

郑振铎本来是个最好的杂志编辑者,转入考古,就成了中国古文学鉴定剔别的人。按理而论,学者是该不会写文章的,但他的散文,却也富有着细腻的风光。且取他的叙别离之苦的文字,来和冰心的一比,就可以见得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了。大约此后,他在这一方面总还有着惊人的长进,因为他的素养,他的经验,都已经积到了百分之百的缘故。

叶绍钧风格谨严,思想每把握得住现实,所以他所写的,不问是小说,是散文,都令人有脚踏实地,造次不苟的感触。所作的散文虽则不多,而他所特有的风致,却早在短短的几篇文字里具备了:我以为一般的高中学生,要取作散文的模范,当以叶绍钧氏的作品最为适当。

茅盾是早就在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然而抒情练句,妙语谈玄,不是他的所长。试把他前期所作的小品,和最近所作的切实的记载一比,就可以晓得他如何的在利用他的所长而遗弃他的所短。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实生活发生关系,则像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否则清谈误国,辞章极盛,国势未免要趋于衰颓。

胡言乱道,一气写来,自己也觉得谈得太多了,忘评多罪,愿作者与读书诸君共谅宥之。

一九三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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