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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军伯伯周树芬

作者: (古诗文网)        2019-01-13 12:33

  大概是从小生活在乌蒙高原和在乌蒙高原奋斗过的缘故,我的伯伯周树芬对这片土地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对家乡人民有着一种诚挚的爱,哪怕年逾九旬,身体不太好,依然时刻惦记着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每当我去贵阳看望他时,他都会问这问那,了解家乡的情况,了解乡亲们的生活,了解毕节试验区的发展变化。当我向他介绍试验区20余年来已是今非昔比,各项建设事业正高歌猛进时,他脸上绽放出了满意的笑容。  伯伯周树芬,今年91岁,是一位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  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贵州大方,当时年仅15岁的伯伯得知这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军队,便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成了一名红军小战士。在革命的队伍里,伯伯先后担任过通讯班长、营部文书、作战参谋、管理股长、供给主任、后勤处长等职。1952年转业后,担任过贵州省石油公司经理、省商业厅副厅长、毕节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等职务。1983年离休时享受正厅级待遇,2004年组织上又明确享受副省级待遇。  我从小就在伯伯家生活、读书,虽然从未听到伯伯谈他过去的戎马生涯,也不甚了解他的工作情况,但对他的一些生活往事、平凡琐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记得伯伯在毕节地区行署任职时,我已是一名中学生。伯伯不仅供我的吃、穿、住,供我读书,而且对我特别关爱,要求特别严格。伯伯教育我要好好读书,努力学习,今后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秩序不很正常,各行各业比较混乱,许多学生荒废学业,参与胡闹,搞游行,搞批斗,贴大字报。伯伯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对我说:“别跟他们胡来,毛娃儿些懂个啥,哪有那么多‘走资派’,哪有那么多反革命?斗来斗去,斗得乌烟瘴气,斗得生产无人抓,工作无人干,学校不上课,成什么体统?”伯伯对我的要求,就是要自觉学习。学生以学为主,学好知识是自己得用,任何时候国家都需要人才,需要知识,需要技术,需要正派而有所作为的人。荒废了学业是自己害了自己,今后对国家对社会就不会有什么作用。  伯伯语重心长,说得句句在理,我没有忘记他的谆谆教诲,没有辜负他的殷切期望,并且在他的人格、他的品质、他的严谨、他的言行感染下,学会了明辨是非,懂得了善恶美丑,懂得了如何做人,懂得了如何做事,对我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受益匪浅。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当年“文化大革命”虽然闹得那么厉害,但伯伯却没有受到批判斗争的较大冲击。伯伯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没有妄评谁是谁非,没有以权谋私,没有占过公家一点便宜,干什么事情都行得正站得直,问心无愧,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更主要的是当时他被派到湘黔铁路大会战现场担任毕节地区民兵师师长,指挥湘黔铁路毕节段的建设。当然,也有“红卫兵”曾经到过他的办公室和家里试问或搜查过,但他只是平淡地说:“我一无所有,你们看吧,用得着什么就尽管拿去。”看到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小将”们以后就再也没有来惊扰他了。  据当年和他一起在湘黔铁路工作过、至今仍然健在的一些老同志回忆,伯伯是一个讲原则、讲正气、讲实际、能吃苦、敢负责的领导。在建设工地上,他不是坐机关下命令,搞遥控指挥,而是经常和基层工作人员商讨施工大事,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天一有空,就是到工地上去走走看看,发现问题,及时研究对策。有时去得远了,不能回到驻地,他就和工人们一起吃饭,并且从不白吃,每次都如数交纳伙食费。尤其他的穿着不讲究,平时就是穿一套蓝布中山装,戴个呢绒帽,穿双解放鞋,许多工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闲逛的老头,当他问起施工中一些事情时,工人们不理解,还闹出一些笑话,说他“咸吃萝卜淡操心”,不懂得施工,在这里问些啥。当大家得知他的身份后,才恍然大悟,说他太不像“官”了,和一般老百姓差不多。  我认识的一位老领导,是原毕节县的人大副主任,名叫王国珍,现年八十多岁,也是当年在湘黔铁路参加会战的老干部。当我向他请教当时我伯伯的一些情况时,他把话匣子一打开,仿佛是在回顾一段美好难忘的时光。他说:“周老专员啊,真是个好人,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作为老红军、老革命、老干部,勤俭朴实,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摆资格,一点也不拿官腔。在他手下工作,很开心、很省心,干什么事情,都是商量的口气,不是生硬的下命令。没有一个不佩服不敬重他的。”王老回忆说,特别是对施工安全问题,伯伯更是当作天大的事情来抓,每次会议都要反复强调,说明施工大都是开山炸石、打隧道、修涵洞,危险性很大,首先要讲安全;参加会战的民工,人人都是家里的宝贝,作为管理者,要为他们个人负责,要为他们的家庭负责,同时也是为国家负责。再一个就是要保障工人们的生活问题,他想得很周到,讲得很具体,说得很实在,安排很细致,很体贴工人。他说工人们每天劳动强度很大,体力消耗很大,虽然不能保证吃好,但必须保障吃饱,不能让工人饿着肚子干活。还有就是关于施工管理问题,他要求要讲究施工进度,更要讲究施工质量。他说这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工程,是造福百姓的大事,任务十分艰巨,不能马虎,所作的工作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干好了大家都是功臣,人民不会忘记。王老还说,我伯伯说话朴实,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拉拉杂杂,长篇大论,而是干干脆脆,既简简单单,又明明白白,使人听起来很入耳,很在理。  是啊,伯伯作为一位老领导,平易近人是他的一大特点。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星期天或节假日,他的通信员给他送报纸、信件到家里,他都客客气气让座,亲自沏茶,有时还坐下来拉些家常,摆些闲龙门阵,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伯伯的工资每月不过百把块钱,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但他生活十分简朴,常年蓝布中山装,家里的家具也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旧物件。他从不抽烟喝酒,对家人严格要求,历来省吃俭用,打紧一切开支。为了省钱,伯伯还自己做馒头,做酸菜,做菜豆花,磨包谷面,做包谷饭等食品,并夸耀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可是,对于一些有困难的群众,他时常慷慨解囊,三十元二十元的给人资助。记得有些老百姓有时会到家里来向他反映情况,他不嫌弃、不拒绝,而是热情接待,认真听取,认真解释,认真办理,还招呼喝茶、吃饭。伯伯经常说,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特殊困难,是不会轻易去哪里反映问题的,要理解他们,能够解决的要尽量帮助他们解决,不能让人家反复跑来跑去的。尤其对于个别远道而来的乡下人,他担心人家没有生活费、住宿费,就自掏腰包接济,并叫人家以后有什么困难多向组织反映。我每次看到的来访者,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伯伯是个出了名的“老传统”、“老正统”,从不搞歪门邪道,从不以权力谋半点私利。他在行署工作若干年,分管财贸系统,管钱管物,较有实权,难免有一些熟人或家门族内三亲六戚来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问题,但只要是谈到采购紧缺物资、找工作或者是调动工作的,他都是耐心解释,严词拒绝,从不做出有违原则之事。即使是自己的小孩也要“打铁靠本身硬”,不论在哪里,干什么,从不插手,从不过问,包括儿女的婚姻大事,亦是如此。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本来想请他老人家帮忙安排在一个好点的单位,可是一开口就被拒绝。他说:“你在部队搞宣传工作,回地方安排在宣传部门,对口得很,多好啊,还要挑精选肥的干啥,干什么不一样?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叫干啥就干啥,关键是要干好,不要给人丢脸。”听他这么一说,我还有什么讲的,只好服从分配,从事在部队干的老本行。其实,按当时他的职务,这点小事打声招呼是容易办到的。但是,对于此类开后门托人情的事儿,他从来不仅不帮忙,还要批评。伯伯的这种“老正统”,在今天人们看来,真是有点不可理喻。实际上,这就是他的党性原则和人格魅力之所在。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人生中有一种敬仰,是不得不佩服的一种力量,不得不追求的一种向往。正因如此,才有一种向善的执着,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在我的心目中,伯伯的为人,伯伯的品质,伯伯的风范,就是我的一种敬仰。他不仅是我深深敬仰的一位贤德厚道的长者,而且是我深深敬仰的一位朴实的共产党员,一位平凡而可钦可佩的师长,一位可敬可爱的老革命、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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