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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第二

作者: (吴兢)        2017-12-04 21:29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①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②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③,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注释】
①萧瑀:(575 — 648):萧皇后的弟弟。萧瑀自幼以孝行闻名天下,且善学能书,骨鲠正直,并深精佛理,被隋炀帝疏斥,唐朝时深得李渊信任。
②京官:京都的官。
③中书内省:中书省,官署名。唐制,中书内省在禁中。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就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弓箭师傅说:‘都不好。’我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端正,那么它的脉理就是歪斜的。这样的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却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通过战争取得天下的,所用过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然而,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失偏颇,更何况治理国家的要领呢?”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内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唐太宗都要赐给他们座位并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得失有全面详细的了解。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①王珪曰:“中书②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③也。”

【注释】
①黄门侍郎:门下省副长官。
②中书:官署名。唐时中书省设令、侍郎、舍人、右散骑常侍、起居舍人、右补阙、右拾遗、通事舍人等官,是全国政务中心。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中央行政总汇。由中书决定政策,通过门下审核,然后交尚书执行。
③雷同:雷一发声,万物同时响应。今泛指事物与人相同。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草拟颁发出的文告命令,门下省颇有不同看法,有时还发现错误,有没有指出纠正?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原是为了相互防止发生过错失误。人的意见,常有不同,有正确的也有反对的,追根溯源都是为了公事。但有的人对自己护短,不愿听到指出自己的过失,人家有所是非,就在心里暗自怨恨;有的为了避免和人家搞坏关系,互相顾惜面子,明明知道不属政事的范围,仍马上施行。这种迁就一个官员的私情,可以立刻成为万民的大害,实在是亡国之政,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范。隋朝时候内外大小百官,办理政事没有主见,而酿成祸乱,人们多不能仔细想想其中的道理。当时那些人都以为灾祸不会落到自己身上,当面说好话,背后搬弄是非,总认为没有什么;到后来大乱一起,家和国统统丢失,即使有脱身的人,虽没有遭到刑戮,也是吃尽苦头仅免一死,还会受到世人的舆论谴责。你们身为大臣特别应该灭除私情,秉公办事,坚守正道,凡事互相启发帮助,不要上下一个腔调。”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净,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①。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②焉。

【注释】
①经术之士:通晓经典的有学问的人。
②迁擢(zhuó):晋升,提拔。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是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荡然无存。”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①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②、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③。”

【注释】
①唯唯:谦卑顺从,奉命唯谨。
②诏敕:帝王的命令。
③寝默:沉默无言。

【译文】
贞观三年,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中书、门下这样的机要部门,选择人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其实是很大的。皇上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大胆地指出来。然而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水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一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写,又何必千辛万苦地选择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仪,心中有数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①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②,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③,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④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注释】
①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杨坚,汉族,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鲜卑赐姓是普六茹,小字那罗延。隋朝开国皇帝,其父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武帝时官至柱国大将军,被封为隋国公,杨坚承袭父爵。
②克己复礼:儒家的修养方法,意思是约束自己的视听言行,以符合“礼”的要求。
③昃(zè):日西斜。
④乖谬:背离常理的事情。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君主?”萧瑀答说:“他是一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宿卫之士,废寝忘食,他虽然说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却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尽管日理万机,最终却事与愿违,而且事情也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道这点,却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敷衍应对。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更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为什么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①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②。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③,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④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注释】
①弥:更加。
②殒命:死亡,丧命。
③兢慎:兢兢业业,小心谨慎。
④傥(tǎnɡ):同“倘”。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和养病没有什么不同,病人感觉好起来,就格外需要将息调护,如果触犯禁忌,就会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微安定的时候,尤其需要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如果就此骄奢放纵,必然弄到衰乱覆亡。如今天下安危,责任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做好了也不自夸。至于起耳目手足作用的,就寄托于你们了,既然君臣是一个整体,就理当协力同心,发现事情做得不稳妥的,要尽量把意见讲出来,不要有什么保留。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讲真心话,实在是国家的大害啊!”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①,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②,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③,国家历数④,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注释】
①九重:君门九重,意思是深宫之内。
②清晏:清和平静。
③临深履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意思是非常可怕、危险。
④历数:帝王相承继的次第,就像岁月气节的先后一样。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有的兴起有的衰亡,好像有了早晨就必有夜晚一样。这都是由于耳目受到蒙蔽,不了解当时政治的得失,忠诚正直的人不敢直言劝谏,邪恶谄谀的人却一天天得势,君主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自然灭亡。我既然身居九重深宫,不可能对天下的事情都看到,所以委托卿等,作为我的耳目了解下情。千万不可以认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在意。民可爱的是君,君可畏的是民。做天子的,如果有道,人们就推戴他做人主;如果无道,人们就把他废弃而不用。这真可怕啊!”魏徵回答说:“从古以来的失国之君,都是因为在安定的时候忘记了危亡,在清平的时候忘记了动乱,所以不能长治久安。如今陛下拥有天下,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心治国的方法,经常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谨慎的姿态,国运自然会长久。我又听古人说过:‘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浮载船,也能把船掀翻。’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可畏,确实讲得很对。”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逢①,汉诛晁错②,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③,妄有诛责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⑤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逢、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注释】
①关龙逢(fánɡ):夏代末年大臣。夏桀暴虐荒淫,他多次直谏,被桀囚禁杀死。
②晁(cháo)错(前200~前154):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良文学。在教导太子中授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
③犯颜忤旨:冒犯君上的尊颜,违逆朝廷的圣旨。
④诛责:惩罚责备。
⑤乖:违背。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古人讲过:‘国家在危急时不去支持,社稷颠覆时又不能去扶助,哪能要这样的人来做宰相?’从君臣大义来讲,臣下能不竭尽忠心匡正补救吗?我常读书,每当看到夏桀杀死关龙逢、汉景帝诛杀晁错时,未尝不抛下书卷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词严地直言劝谏,使有益于政治教化,我绝不会以冒犯尊严、违背旨意而滥责罚你们的。我近来亲临朝堂处理政事,也有违背法令的地方,而你们却认为这是小事,不据理力争。凡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会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危亡,都是由此而起。隋炀帝残暴,死于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听到有人为他痛惜的。你们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想想关龙逢、晁错被杀的教训,君臣之间相互保全,岂不很好!”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①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②不可致化。”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③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④,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⑤,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⑥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⑦,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顾谓徵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注释】
①秘书监:官名。唐时秘书省置监一人,掌管国家经籍图书之事。
②造次:急遽,急速。
③封德彝:名伦,观州人。先是在隋朝做官,为内史舍人,后降唐,为李世昂参谋军事。贞观初拜右仆射。
④浇讹:风气浮薄。
⑤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秦朝的统治专用刑法律令,汉朝的统治以王道、霸道兼施。
⑥黄帝与蚩尤:黄帝,传说为上古时代姬姓部落首领,号轩辕氏或有熊氏。蚩尤,传说为上古时代东方九黎族首领。
⑦勍(qínɡ)敌:强劲的敌人。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的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不对。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动乱之后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容易满足。”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可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徵说:“这话是对一般人说的,并不能用在圣明的人身上。如果圣明的人来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们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响应,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见成效,看来并非难事,三年成功,还该说太晚了。”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对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日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没有成功,怎么会是可以教化却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治国并没有把百姓掉换过就能把他们教化好,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治理者施行了教化而已。请看古书上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已乱得很厉害,而打胜以后,就能很快太平起来。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专干无道的事情,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他儿子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到现在都应变得和鬼魅一样,还能施行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可是还认为魏徵的话行不通。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因而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必不能搞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我推行。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做到中原安宁、边远的外族臣服。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中国衣冠。使我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徵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但藏在石头里,没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块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我虽没有好的本质被你雕琢研磨,多亏你用仁义来约束我,用道德来光大我,使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功业,你也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工匠啊。”

【原文】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①,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徵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②出田,逐兽于砀③,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④缴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注释】
①科差:中国历代封建政府对平民财物或劳役的征发,是徭役向赋税的转化或其合并。名称起于唐,到元代成为赋税项目。
②晋文公(前697—前628):晋国国君,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姓姬,名重耳。
③砀(dànɡ):古县名。秦置县后,治所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北。
④矰(zēnɡ):一种用于猎取飞鸟的短箭。

【译文】
贞观八年,太宗李世民对侍臣们说:“隋朝的时候,老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从我平定天下以来,一心一意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守住自己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还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说‘我靠种庄稼获得食物,靠打井取得泉水’。百姓们丰衣足食,自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足了日常所需而什么都不知道。”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清楚,还不足以让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太宗上奏道:“晋文公出去打猎,在砀山这个地方追赶野兽,进入了河水交错的地方,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出去。不久发现了一个打鱼人,文公对打鱼人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该从哪里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地赏赐你。’打鱼的人说:‘我愿意带路。’文公说:‘走出这个大泽再领赏吧。’打鱼的人回答:‘鸿鹄要是生活在汹涌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迁徙到小河周围,就会受到猎人弓箭的袭击。龟鳖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无恙;如果跑到浅水滩,必然会受到打鱼人的威胁。现在你在砀山追捕野兽,一直追赶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文公听了,大声赞叹:‘太好了!’便命令随行的人记下打鱼人的姓名。打鱼的人说:‘你凭什么叫做国君呢?是国君就应该尊奉天地,敬重社稷,保卫边疆,爱护百姓,减轻各种徭役赋税,我也就得到好处了。国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巩固边防,外不结交诸侯,内又丧失民心,一旦国破家亡,我这个打鱼人,即使拥有你丰厚的赏赐,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鱼人于是坚决推辞,拒不接受文公的赏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称赞道:“好!好!你说得太对了。”

【原文】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①,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②,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注释】
①京师:周朝建都镐京,后世把天子建都之地叫做京师。这里指隋都长安。
②夙夜孜孜:夙夜,早晚、朝夕。孜孜,努力不怠。夙夜孜孜即时时刻刻不敢懈怠。

【译文】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年刚刚平定京师,宫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没有一个宫院不是满满的。可隋炀帝还是不满足,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弄得百姓无法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因此我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努力、毫无厌倦,只求清净无为,使天下不生事端,从而做到徭役停罢,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国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君主能够实行清净无为,百姓怎会不安居乐业呢?”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徵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①、伍子胥②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③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徵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葺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注释】
①百里奚:春秋时人,原为虞国的大夫。晋国要借道虞国去伐虢国,目的在于同时把虞国也灭掉,百里奚知道虞公不听臣下的谏奏,所以不敢直言。后来虞国果然为晋所灭。百里奚做了俘虏,被晋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
②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楚平王七年(前522)伍奢被杀。他经宋、郑等国入吴国。吴王夫差伐越国,越求和,子胥谏奏吴王拒绝越国求和的请求,吴王不听,并逐渐疏远他。后来吴王赐剑命他自杀。
③齐文宣(529~559):姓高,名洋。高欢次子,高澄之弟。东魏时封齐王。550年废孝静帝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年号天保,仍在邺建都。在位九年,虽仍以鲜卑贵族为政权基础,但也重用汉人杨遵彦,制定齐律,抑制贪污,国力仍较强盛。但他嗜酒昏狂yín乱(版 权所有 e w eny an. co m 易 文言 网),终于暴死于北齐的军事中心晋阳(今山西太原)。当时的人们都说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侍臣:“君主昏庸,不理政务,而臣子在下面兢兢业业地料理国事,相较于臣子犯上作乱,而君主清明,哪一个的危害更大呢?”魏徵答说:“君主圣明,就能够明察秋毫,对臣子的是非曲直了如指掌,满朝百官谁敢不服,谁敢不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听劝告,虽然有百里奚、伍子胥这样的忠臣,依然无法避免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说:“可能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北齐文宣帝昏庸残暴,大臣杨遵彦却能够用严明的政治匡扶朝纲,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侍奉的是暴君,他能为天下苍生做好事做实事,使国家幸免于难,的确显得十分艰难。这哪能与国君威严圣明,臣子敬畏守法,敢于进献忠言,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支持相提并论啊。”

【原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①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②、隋文伐陈③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④。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⑤,日旰而食⑥,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⑦,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注释】
①骄矜:自恃地位崇高而骄纵自傲。
②晋武平吴:晋武帝司马炎279年下令伐吴,次年三月,迫使吴主孙皓归降,重新统一全国。他在位期间,实行占田制,大封宗室,他贪财好货,荒淫腐朽。他死后不久,全国便陷入分裂混乱的局面。
③隋文伐陈:289年,隋文帝攻占建康,俘获陈后主,灭陈。
④弛紊:松弛,混乱。
⑤恒自抑折:恒,经常。抑折,控制约束。恒自抑折即经常克制自己的意思。
⑥日旰而食:因心忧事繁而延迟到晚上才吃饭。
⑦谠言直谏:谠,正直。即以正直的言论陈奏于皇上。

【译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对周围的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文帝征服陈国之后,内心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处处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没有谁敢多说话,于是国政日渐松弛混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打败高丽、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来,让它们一一成为我的疆土,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无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广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内心滋长自满情绪,常常自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用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要用对待师长那样的礼节对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这样,那么国泰民安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原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①,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②,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③,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④,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⑤,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⑥。制驭⑦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⑧,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注释】
①踊贵:物价上涨。
②嗟怨:叹息,抱怨。
③从谏如流:如流,比喻迅速。从谏如流意即君主乐于接受臣下的正确意见。
④息隐、海陵之党:息隐,唐高祖的长子,名建成,曾被立为皇太子。海陵,高祖第四子,名元吉,曾被封为齐王。建成贪色嗜酒,畋游无度,他见秦王李世民功高,与元吉谋害秦王,秦王知道了这件事,于是杀掉了他们二人。秦王即位后,封建成为息王,谥号隐。元吉为海陵王,谥号刺。
⑤贪浊:贪酷,浑浊。
⑥清谨:清廉,谨慎。
⑦制驭:控制,驾驭。
⑧岭表:五岭之外。

【译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刚即位那几年,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食的价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太宗忧心百姓,精心治理国政,提倡节俭,大力广布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境地。百姓虽然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旧制度的弊端,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乱被平息之后,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太宗能正确处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得以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进行严厉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门旅游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出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沧海,都用不着准备粮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评析】
《政体》篇可看做是《君道》篇的补充,两者构成对“贞观之治”政绩的概要说明。这一篇所列内容,除补充说明诸如坚守直道、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惟欲清净、改革旧弊、从谏如流等君臣应当遵守的准则以外,着重说明唐太宗能够实现“贞观之治”,很重要的一点是信用了魏徵及其提出的当行帝道王道的意见,即“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样一种大胆、坚决、有所作为的主张,驳斥了封德彝等守旧派认为“人渐浇讹,不及纯朴”的错误观点,因而仅在两三年时间里,就达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古昔未有的繁荣景象。唐太宗对出现的“贞观之治”,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魏徵:“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朕虽无美质,为公(指魏徵)所切磋,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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